新旧动能转换，如何应对国内需求不足？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国内需求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应该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的起因区别开来，就业、财政、消费、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总需求不足以后才带来的。
刘世锦在9月21日举办的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表示，引起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需求的影响明显，这部分人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为经济中速增长提供比较长时间的支撑；相反，如果收入差距比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比较小，消费潜力就是有限的，释放到一定程度以后，增长就会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或后退的困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有三个深层原因：第一是过去发展方式惯性的作用，此前面对经济冲击时往往采取“扩大投资和出口”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地方债务不断累积，项目的投资收益持续下降；第二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带来的需求收缩效应，今年全年销售额可能只有9万亿元，虽然新兴产业，诸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增长强劲，但在新动能转换过程中，短期内难以弥补房地产市场收缩带来的缺口；第三是资产负债表受损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预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有比较明显的收缩效应，消费更加谨慎而且有更强的储蓄动机，此外企业负债也影响到了投资能力和意愿，资产修复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认为，尽管大家都在希望中国经济尽快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还是要先厘清要回到什么样的轨道。
蔡昉表示，前30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那时候有大量的后发优势，其中就包括人口红利，但是在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现在想回到“中高速”是没有问题的。
蔡昉进一步指出，现在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之间的差别变大了，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的差别就是需求侧，趋势上这种差别会加大，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个差别，核心是需求侧的制约要被打破。
蔡昉建议，人口红利概念可以扩展，在人口老龄化之下必须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同时政策的施力对象应该从投资者和企业转向家庭。
“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刘世锦建议，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应该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刘世锦表示，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相比，这次的重点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
在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王一鸣建议，当前融资需求不强，不能简单地实施宽松货币，更重要的是切实降低资金成本，同时适度增加赤字率，配合发行债券，实现降低利率，现在美联储超预期降息50个基点，也给中国的宏观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
在当天的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于泽代表课题组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指出，2024年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复苏态势，在四个维度上表现为：尽管经济温和复苏，但总需求不足并出现分化；三大主体喜忧参半，仍需恢复；金融和化债压力较大；新旧动能积聚。
对于如何保持四季度经济稳定，报告建议，在改革维度上，要用好三中全会改革红利同时要突出重点，进一步强化市场作用。于泽表示，在这轮改革过程中，很多问题来自于目前部分领域市场功能不足，所以未来急需加快市场能力建设，尤其是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强调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位置。
“逆周期政策上，要进一步强化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泽强调，可以适当将明年的年度财政政策提前，一是提前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进一步对“两新”加大补贴，货币政策上加强协调；二是货币总量上，继续通过降息、降准来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三是进一步扩消费，应该将扩大一二线城市消费作为核心着力点，可以考虑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缴纳，这会降低家庭的整体负担；四是，进一步增强政策的协调性。